Take me to Shanghai | 缪思南京西路思辨会016之书籍《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
内容梗概：
丽莲·威伦斯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经济繁荣、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上海的占领、国共内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她在书中回顾了这段岁月，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展现了当时上海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的生活状况，尤其对居住于上海的外国人群体（如俄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等）的工作、家庭、教育、娱乐、心理和文化观念等进行了深描，并表现出中国人和享受治外法权的租界侨民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关于上海近代历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记录。
涉及学科：
历史，政治，犹太问题
思辨问题：
根据书中的记录，当时的上海对犹太难民入境是什么态度？
在当时的时局下，谁掌握着上海犹太人的命运？
那个年代上海的兼容并包和今天上海的情况有什么区别？
你是如何看待书中所写的这一段上海历史的？
对于作者笔下的上海生活，哪些细节令你印象深刻？为什么？
导师笔记：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曾有超过2万犹太人来到上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黄浦江边的虹口区，当时的日本租界。一个故事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当时的上海张开双臂接纳犹太难民；开放口岸的上海不在乎谁从船上下来进入这座城市；甚至还有把犹太人在上海得以避难这件事“归功”于日本人头上——据说德国人曾与日本人密谋要屠杀在上海的日本人，而当时控制上海的日本人没有答应。《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很明显是一部亲历者的回忆录，跟随父母来到上海的丽莲·威伦斯讲述了她在上海的故事。
我们不断地听说那个年代的上海有多好——摩登，时髦，中西交融，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流行的老上海风情时尚元素也在加强这种印象。丽莲笔下的上海是一个“折叠空间”，如同郝景芳笔下被折叠的北京一样，不同空间的人能看到的上海是完全不一样的。丽莲的父母亲从俄国先到了东北，再辗转到上海生活，他们没有国籍。但是，丽莲的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保险公司的工作，一家人生活条件优渥，可算得上是当时的“中产阶级”。小小年纪的丽莲就知道生活在上海不同地方的人是不一样的，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属于完全不同的阶级。在讲述中，她从来不回避这一点。她承认“上海也是我的家乡”，不过，“我所说的这个上海只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而不是‘中国人的上海’。”
30年代末，从奥地利和德国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越来越多。为什么犹太人会大量涌入上海？首先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外国人进入上海无需任何签证或许可证。上海为这么多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自然可以成为一段佳话。然而，在丽莲看来，“当局之所以允许难民随意进出上海倒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对他们根本漠不关心。”难民人数的增加，引起了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管理者们的注意，他们意图阻挡这种移民潮。但当时控制着上海的日本当局继续允许载有难民的船只停靠上海，据说是因为德国政府请日本人帮忙清除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有“犹太难民应当感谢日本人”的说法。
当时的虹口区居住着大量的中国贫民，那里的房屋狭窄肮脏，居民们大多需要每天早晨倒马桶。一些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的欧洲人也不得不适应这样的环境，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离开了纳粹控制下的德国和奥地利。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中国人和犹太难民其实交往非常有限。生活在虹口区的中国人，“大都贫穷而且没有文化，但他们对蜂拥而来的难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怨恨。”
丽莲在上海度过了整个童年期和青春期，她的叙述更多的是一种对个人历史的回顾，从小时候和“阿妈”在一起，到长大以后和美军士兵约会，读者看到的不仅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更是一个普通女孩儿的成长史。即便是生活在异域的上海，孩子终究是孩子——丽莲说他们一群学生很喜欢被罚站，因为“这样就不用上课了”；同学们之间采用“物物交换”的作弊法，也就是你抄我的法语，我抄你的数学；甚至是上学路上碰到跑防空警报，丽莲的反应也是开心而不是害怕，因为那样迟到了也是不算的。
二战结束后，在上海的外国侨民很快恢复了他们一贯的“正常”生活：派对、舞会、俱乐部、电影院。1945年，国民党当局无法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老百姓感到绝望；1946年初，内战爆发，外国人开始纷纷筹备离开上海，丽莲一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美国对移民的配额问题，他们没办法以全家为单位离开上海，只能继续留在原地想办法。此时，北方的内战正酣，但上海的西方人和有钱的中国人依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丽莲的父亲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夜总会，刚开张就顾客盈门。随着内战升级，共产党的军队不断往南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看清楚了局势，相信共产党终将统治中国。尽管处于战时，从高中毕业的丽莲仍然想出来自己工作。她会因为雇主是一个欧亚混血而拒绝一份工作，“这种种族偏见在1947年任然盛行。”整本书的前90%，作者关于白种人的优越感比比皆是。在全书的尾声，丽莲到了日本东京，等待美国签证的下发（上海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关闭）。她在东京发现，美国的白人士兵不和他们的黑人战友来往。她和妹妹小杰写信提及此事，小杰告诉了她更多美国黑人被歧视的现实。小杰有个好朋友叫柯雷塔，柯雷塔的男朋友叫马丁——马丁的全名是小马丁·路德·金。
“我不由想起上海的白种人，对待中国人的种种言行，特别是那种自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我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仅仅因为我们是白种人，所以就有理由傲慢地认为自己比比人高贵？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产生一个念头，即中国人或许跟白种人是平等的。”
读到这里，我对丽莲的这种反思尤为高兴——那也是因为丽莲在前面显示出的种族主义倾向颇令人不快。不过，翻回到书前面的致辞部分，我发现，丽莲把这本书献给了父亲、母亲，以及老阿妈、小王和老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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